《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应“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总体部署下，完善金融体系、优化资本市场布局、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和应对冲击的能力，已成为关键着力点。其中，积极引导耐心资本进入市场，被视为优化市场生态、提升市场长期韧性和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的重要路径。

  然而，当前我国耐心资本发展远滞后于国家战略要求、科技创新步伐与市场实际需求，其根本症结在于前沿科技领域存在难以通过传统估值模型弥合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战略科学家作为兼具深厚学术积淀、前沿洞察力与产业转化视野的“关键少数”，其个人信用已成为穿透信息不对称壁垒、承载科技信用的人格化载体。深刻理解战略科学家在科技信用生成与传导中的独特作用机制，构建与之适配的赋能体系与制度安排，不仅是立足国情破解耐心资本供给不足的创新路径，更是重塑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底层逻辑、实现“科技—金融”双向奔赴的现实选择，对建设科技强国与金融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深刻理解战略科学家在科技信用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一）降低投资风险，优化资本配置效率。战略科学家凭借深厚的学术积淀与前沿洞察力，在科技项目遴选与价值评估中形成关键信用标识，有效降低耐心资本的投资风险与决策成本。其作用机制通过专业权威背书提升早期项目的可信度与可见度，引导资本精准投向底层技术突破与长期研发领域，显著破解“投早投小”的风险顾虑，优化跨周期资本配置效率，为构建“科技—金融”良性循环奠定核心信任基础，增强资本供给方对科技创新的长期信心。

  （二）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信用体系。科技信用体系建设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科技链和产业链上的关键节点的科技信用评估，二是战略科学家体系的构建和赋能，其中，第一层面的科技信用评估又需要依靠战略科学家来实施。立足国情构建战略科学家赋能体系，能够建立契合我国科技创新生态的科技信用评价标准，破解信息不对称与评价标准错配难题。通过发挥战略科学家在科研方向把握、团队能力识别中的独特作用，形成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创新项目甄别与价值发现机制，引导耐心资本精准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避免简单套用西方评估框架的水土不服问题。

  （三）形成自我强化的资本供给生态。战略科学家引领的高质量科技项目储备，能够形成“科学家信用—技术创新—资本回报”的正向循环，持续增强耐心资本的供给意愿与规模。其作用机制通过提升项目成功率与加速产业化，改善耐心资本的风险收益结构，吸引社保、保险等长期资本参与。同时，成功的科技投资案例又能强化科技信用价值，形成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从根本上缓解科技创新步伐与资本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科技信用：破解信息不对称的核心机制

  （一）科技信用的本质与融资市场失灵。科技信用是指科学技术在社会公众、资本市场与政策制定者心中建立的信任，即对科技价值的认可与发展方向的共识。这种信任与资本运用所需的信用相结合，构成了配置科技创新资本的特殊能力——引导各类要素资源科学理性运行，将一般资本转化为科技资本、长期资本转化为耐心资本。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迭代周期缩短，研发资金需求激增，技术密集度与资本密集度同步攀升，导致科创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鸿沟持续扩大。这种鸿沟不仅使传统估值模型失效，更引发逆向选择问题。优质科技企业虽然在战略科学家眼中技术风险较低，但由于缺乏可抵押资产且现金流高度不确定，在传统风控体系中被误判为高风险主体，不得不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甚至面临融资冻结。这一困境的根源，正在于缺乏将科技信用有效显化并传导至资本市场的制度化机制。战略科学家正是这一机制的关键载体，他们通过个人学术声誉、跨领域协同能力与公共政策影响力，将抽象的科技信用转化为可感知、可验证、可依赖的信号，从而系统性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评估难度与决策成本。

  （二）战略科学家的三重信用转化角色。战略科学家被定义为“能够从战略层面把握科技发展方向、推动科技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科学家”。其中，战略产业科学家是引领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提升国家科技产业链地位的核心主体，其特质体现在：对应用场景的前瞻性想象力、对技术趋势与竞争格局的敏锐洞察、跨领域整合创新链的卓越能力以及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可持续商业模式的企业家才能。在科技融资体系中，战略科学家将科创企业隐含的未来价值在当下显性化，有效提取并放大“科技信用”。其作用机理可系统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科学成就信号化。战略科学家以重大原创性成果为技术可行性提供最强力保证。奥本海默凭借其在量子力学与天体物理领域的崇高学术声望，得以在曼哈顿计划中迅速聚集费米、玻尔、费曼等顶尖科学家群体，其个人声誉本身就成为罗斯福政府巨额投入决策的关键理由。这种基于科学成就的信号传递超越了传统财务报表的范畴，直接构建了技术可行性的深层信任基础。第二，组织与协调能力。战略科学家具备跨学科、跨机构、跨区域整合创新资源与金融资本的独特能力，能够显著降低研发过程与融资进程的双重不确定性。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正是凭借其卓越的技术洞察力与金融跨界能力，开创了以“技术声望+股权期权”为核心的硅谷科技创新范式，其人格魅力与技术权威凝聚了摩尔、格鲁夫等一代顶尖人才，形成了“研发突破—资本增值—人才集聚”的正反馈循环。第三，共识形成与政策影响力。战略科学家深度介入政府、资本市场与公众舆论场域，推动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社会共识，为前沿项目争取关键的制度性支持。埃隆·马斯克通过参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竞争性招标，赢得商业轨道运输服务（COTS）合同，不仅获得数亿美元政府资金，更关键的是获得了国家信用背书，这份“信任凭证”直接引领了后续数十亿美元风险资本的持续跟进，创造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商业奇迹。这三个角色共同构成了战略科学家将私人知识转化为公共信用、将技术潜力转化为资本价值的完整链条。

  美国科创企业的融资特征及启示

  （一）“亏损—融资”悖论：美国科创企业的融资特征。纵观20世纪以来的全球科技史，美国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首要发源地，其科技产业的持续繁荣与耐心资本的高效运作密不可分。美国科创产业存在一种显著的“亏损—融资”悖论：大量企业在长期亏损状态下，仍能持续获得资本市场的强力输血。这种“烧钱—融资—再烧钱”的模式，构成了其独特的创新生态。权威数据印证了这一现象。根据佛罗里达大学Jay Ritter教授的统计，2024年成功首次公开募股（IPO）的美国科技与生命科学公司中，盈利的分别仅占21%和11%，远低于其他行业54%的平均水平。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约300家“僵尸独角兽”——这些公司成立已超过十年，估值仍在10亿美元以上，但长期未能盈利，也缺乏清晰的盈利前景，却依旧能获得新的融资支持。硅谷防务集团发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百强”名单进一步显示，在100家顶尖国防科技初创企业中，有34家公司成立于2015年及以前，存续已超过10年，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在一级市场获得了多轮融资，并获得风险投资的持续青睐。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美国资本市场以股权融资为主导的逻辑。股权融资的本质，是以未来可能获得的巨大、超额收益作为对价，来补偿当下承担的巨大不确定性。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匹配机制，恰好契合了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而支撑这一逻辑的核心机制，正是被战略科学家所显化的“科技信用”。

  （二）美国科技史的三类典型模式。美国二战以来的科技发展史，生动演绎了战略科学家如何运用科技信用，将长期资本转化为适配于科技高度不确定性的耐心资本。

  一是政府主导型：曼哈顿计划与制度奠基。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政府启动由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领导的曼哈顿计划。奥本海默凭借其在量子力学领域的崇高学术声誉，成功聚集了费米、玻尔、费曼等顶尖科学家资源。政府之所以愿意在极度不确定的科研方向上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奥本海默等科学家所承载的“科技信用”是关键原因。正是这种信用，使得曼哈顿计划在短短三年内从理论探索走向原子弹实战部署，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

  二是“军用转民用”型：英特尔与硅谷范式。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军事与航天领域的巨额投入推动了半导体技术的初步突破，但从军用小批量转向民用大规模生产面临巨大障碍。此时，战略产业科学家诺伊斯与摩尔登上了历史舞台。诺伊斯凭借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与贝尔实验室的双重声誉，说服了投资人阿瑟·洛克，并引入航空巨头Sherman Fairchild的资金，成功开启了集成电路的商业化。1971年，英特尔发布首款微处理器4004，市场前景尚不明朗，但在诺伊斯与摩尔的双重背书下，公司迅速获得资本市场认可并成功上市。摩尔则通过提出“摩尔定律”，不仅是一种技术观察，更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叙事功能的预期锚。在20世纪80年代存储器价格崩盘的危机中，他果断领导英特尔从存储芯片转型到微处理器，展现了卓越的“战略转向能力”。诺伊斯与摩尔不仅成就了英特尔，更确立了以“风险投资+战略科学家科技信用”为核心的硅谷范式，奠定了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

  三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私人科创公司。进入21世纪，私人科创公司引领的科技浪潮中，战略科学家的作用愈发突显。SpaceX的发展是战略科学家马斯克运用科技信用，撬动政府信用支持，再进一步引导资本市场投入的范例。NASA的COTS项目成为转折点，向SpaceX提供了约2.78亿美元的资助，这份合同不仅是救命钱，更是强大的政府信用背书。以此为支点，SpaceX撬动了后续119亿美元的资本市场融资。马斯克凭借其卓越的愿景叙事能力、对技术路线的敏锐洞察与坚持以及争取政府背书的能力，完美演绎了战略产业科学家的典型特征。OpenAI的成功，则是战略科学家奥尔特曼与苏茨克维协同作用的典范。奥尔特曼设计了“有限盈利”结构，巧妙平衡了公益使命与资本回报。而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作为深度学习领域的权威，是OpenAI科技信用的核心来源。他坚定的“扩展假设”技术路线，直接推动了GPT系列模型的突破。苏茨克维的加盟，使得OpenAI在成立之初即被视为拥有巨大潜力的技术标的，为其后续获得数百亿美元估值奠定了基础。

  （三）启示：科技信用的核心价值。回顾美国科技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为，兼具科技战略眼光与资源整合能力的战略产业科学家通过构建和承载科技信用，使资本能够跨越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鸿沟，容忍漫长的研发周期并持续投入。美国科技的成功，是科技信用在资本市场制度化的典型范例。其核心启示在于：战略科学家不仅仅是科研领军人物，更是科技信用的载体与放大器，是连接科学发现、资本投入与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中介。他们通过将抽象的未来价值转化为当下可感知的信用信号，引导资本跨越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鸿沟，为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提供了可行道路。这一模式对于面临同样信息不对称挑战的其他经济体，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构建中国科技信用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国家战略科学家识别与赋能机制。建议成立“战略科学家委员会”，制定《战略科学家认定标准》，聚焦三大领域：一是具有颠覆性创新潜力的前沿科学（如量子计算、核聚变）；二是关系国家安全与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赛道（如人工智能、先进半导体）；三是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民生科技（如创新药、清洁能源）。战略科学家的认定上，除国家纵向科研体系中评选的战略科学家，从产业界遴选30名到50名经市场验证的战略产业科学家，并建立动态调整与声誉追踪机制。

  （二）创新财政金融协同的“尽职调查”体系。借鉴NASA的COTS模式，建立“政府领投、市场跟投”的尽职调查机制。政策性机构牵头，组织跨学科专家团队对战略科学家主导的项目进行深度尽调，形成《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与《里程碑任务书》。报告向社会资本公开发布，作为投资决策的公共知识产品。政府资金采取“后补助”方式，只有完成里程碑任务才能拨付后续资金，倒逼科学家与资本方共担风险。

  （三）设立科技信用增级专项基金。设立“科技信用增级基金”，该基金不直接投资项目，而是为战略科学家主导企业的股权融资提供“信用背书”。具体运作：当社会资本投资经认证的战略科学家项目时，基金可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提供劣后级担保，发生损失时优先承担。此机制降低社会资本风险感知，提升投资意愿，同时避免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定价。

  （四）改革国有金融机构激励约束机制。出台政策明确对经战略科学家委员会认证项目的投资亏损，只要流程合规、尽职履责，不予问责。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将科技金融业务的考核周期从年度延长至5到7年，与科创企业研发周期匹配。对业绩突出的团队，允许以“超额收益分成”方式获得奖励，突破现行薪酬限制。

  （五）营造科技信用评估市场化生态。支持设立国家级“科技信用评估中心”，由战略科学家、产业专家、投资人共同持股。中心专注评估技术路线的战略价值、团队科研能力与赛道竞争优势，出具“科技信用评级报告”，作为金融机构授信、政府资金支持的参考依据。报告实行“署名负责制”，评估专家终身对结论负责，出现重大误判的撤销其荣誉资格并启动责任追溯机制。

  （六）构建跨部门协同的政策支持框架。建立“科技信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财政、科技、产业、金融监管政策。对经认证的战略科学家企业，给予“一揽子”支持：央行牵头金融机构给予专项股权投资计划或无抵押信用贷；税务部门畅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税后所得；证监会对上市审核开设“绿色通道”；外汇管理局按照《关于深化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不断深化跨境投资和融资外汇管理改革以及优化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政策；教育部支持其依托高校设立博士点、自主培养后备人才。通过政策协同，将科技信用转化为可落地的制度支持。

  （七）强化科技信用的社会传播与共识形成。依托主流媒体与专业智库，系统宣传战略科学家的科研成就与战略价值。每年举办“国家科技信用峰会”，发布《中国科技信用年度报告》，表彰最佳战略科学家与耐心资本投资机构。将科技信用理念纳入领导干部培训体系，提升各级政府识别、运用科技信用的能力，形成全社会尊重科学、信任科学家、宽容创新失败的氛围。

  美国科技企业百年发展史揭示，战略科学家通过承载与放大科技信用，使资本得以跨越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鸿沟，容忍漫长研发周期并持续投入。中国要壮大耐心资本，不能简单照搬美国市场化模式，而应立足国有金融为主的体制现实，通过政府主动赋能战略科学家，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信用制度体系。这一路径既能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能激发市场活力，最终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科学家核心”的科技金融新范式，将政策愿景转化为资本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实践，为科技强国战略提供坚实金融支撑。（姜洪 付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