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宇航 屈靓雅

编辑/刘娟娟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正在重塑文化的形态、生产与传播格局。

　　2025年9月底，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举办的2025年世界文化政策与可持续发展大会（MONDIACULT 2025）为此树立了新的共识坐标。大会宣言标志着文化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根本性升维。它所确立的广义文化观明确提出，文化不仅是艺术，更涵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传统习俗与身份认同等多重维度，并被正式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与基本目标。大会聚焦的“数字转型”与“人工智能伦理”等议题，为全球文化在科技时代的转型与发展设立了清晰的行动框架。

　　在科技加速变革的背景下，科技与文化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它从文化传播的渠道和创作辅助的工具，逐步演进为文化的骨骼、血脉与想象力本身。这场由科技驱动的深度变革，同时释放出多元主体参与文化创作与表达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伦理与治理挑战。展望2026年和更远的未来，人类在拥抱科技这一澎湃引擎的同时，更需以人文精神为罗盘，审慎穿越崭新而复杂的旷野，去探索文化繁荣的可持续未来。

科技塑造文化三大新特征

　　科技的发展并非仅仅为文化增添新工具，而是通过具身化、去中心化、全球化这三大特征的塑造，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的存在形态、生产关系和流动模式。文化也在从一种被创造和消费的客体，转向一种在数字时空中被持续实践、协作和再创造的动态进程。这些特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由具体的技术集群所驱动，并已在多个层面清晰展现。

　　其一，文化体验具身化。在科技深度重塑文化体验之前，传统文化体验的核心特征是主客二分与感官分离，无论是置身博物馆凝视静态的文物，坐在音乐厅聆听现场的演奏，还是漫步于历史遗迹感受岁月痕迹，体验者与文化对象之间始终存在一道清晰的边界，这种体验本质上是单向度的。然而科技的涌现，尤其是扩展现实（XR）、数字孪生与实时渲染技术的融合，彻底颠覆了这一离身范式，将文化体验推向具身化阶段。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增强感知，而是重构了感知发生的本体论场域，催生出一种深度交互的沉浸式文化实践。

　　探究其表现，一是过去的体验被牢牢锚定在特定的、不可复制的物理地点，到今天，空间已从一种绝对的限定，变成可被无限复制、访问与重塑的柔性场域。例如通过高精度数字扫描与建模，敦煌莫高窟、雅典卫城等文化遗产可被转化为高保真数字孪生模型。佩戴虚拟现实（VR）设备，游客可瞬移进入虚拟洞窟，人与文化之间的物理隔阂被技术消弭。

　　二是感知方式从感官接收转向多模态融合。昔日的文化欣赏往往侧重于视觉或听觉的单一通道。而在XR等技术营造的沉浸场域中，空间音频创造出身临其境的声景，视觉画面随着头部的转动无缝延展，触觉反馈甚至能模拟虚拟物体的质地。这种多感官通道的同步整合与实时反馈，创造了强烈的在场感。

　　三是意义在行动中被即时建构。在传统模式中，意义是被预设的，有着等待被发现和解释的固定内涵；而在具身沉浸中，意义在行动中生成。例如，在一款关于古诗词的增强现实（AR）教育应用中，学生并非被动阅读文本，而需要在现实校园中行走、寻找，用设备扫描特定植物，方能触发与之相关的诗句虚拟影像和讲解。诗意不再是被告知的抽象概念，而是在身体移动、视线交互、情境探索的动态过程中被主动建构和切身领悟的体验。

　　其二，文化生产去中心化。在数字技术兴起之前，现代文化生产遵循一种高度中心化的工业逻辑。出版社、电影制片厂、唱片公司等专业机构垄断了生产工具、专业技能、评价标准以及发行渠道的全链条。大众主要扮演被动接收者的角色，参与度极低。文化价值由机构定义，以标准化商品的形态通过稀缺渠道单向辐射至边缘，创作是少数专业人士在机构内部完成的思想苦旅，坚固的版权制度则从法律上巩固了这一中心化结构的利益边界。然而，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瓦解了上述中心结构，驱动了生产的去中心化进程。

　　这一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在生产力层面，AIGC工具（如文生图、音视频生成模型）极大地抹平了专业技艺的门槛，使个体创意能以极低的成本和惊人的速度实现视觉化、听觉化。从电影短片到音乐专辑，一人剧组变得平常，创作工具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化。另一方面，在生产关系层面，区块链技术及其智能合约等使得一个开源的艺术项目或故事宇宙，能以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形式吸引全球参与者，从而构建起一种非雇用式的全球协作网络。文化生产从封闭的机构流程，一步步演变为开放的社会化进程。

　　而且，去中心化也并非终点，而是与再中心化构成动态的连续体。当文化生产活动从传统机构分散到全球网络，一种新型的、更隐蔽的“中心”正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层面悄然形成。大型平台及其核心算法，通过控制流量分配、设定推荐规则、塑造注意力经济，成为隐形的新把关人。它们虽不直接生产内容，却通过塑造可见性与流行度，深刻主导着文化价值的筛选与流向。用户的个性化体验，实则可能深陷算法精心构筑的“过滤泡”之中。因此，当代文化生产呈现出一种复合生态，表面上是去中心化的全民共创，底层则受制于由平台与算法实施的再中心化控制，这也构成了文化生产复杂的格局。总之，技术既解放了创造力，也重塑了控制力，文化生产的版图正被重新绘制。

　　其三，文化传播全球多向化。互联网普及之前，文化传播遵循清晰的中心-边缘扩散模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少数文化生产中心，将标准化的影视、音乐等完成品，通过有限的渠道单向辐射至全球市场。地理疆界与语言壁垒构成了天然的传播断层，地方文化若要走向世界，往往需经中心机构的筛选、转译与包装，被纳入其叙事框架，这本质上是一种被选择的全球化。然而，科技发展彻底重构了这一格局。首先是传播结构发生了改变。互联网基础设施抹平了物理传输的延迟与成本，使任何联网节点都具备了全球发声的潜在能力。而借助实时AI翻译与字幕，语言壁垒被瞬间消解，一场地方性的技艺展示能即刻引发全球观众的围观与互动。文化传播路径不再是单一的中心放射，而形成了多中心、多向度的瞬时连接网络，构建一个去层级化的全球实时对话。

科技重构文化的内在逻辑

　　科技究竟是如何具体地、系统地作用于文化实践本身，重构其内在逻辑的？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剖析。

　　第一，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数字时代的继承与创新，是借助科技手段，使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完成对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萃取、保存与当代转译。传统保护方式受制于物理规律，文物会风化、古迹会坍塌、非遗技艺可能因传承人离去而消失。如今，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多光谱成像与数字孪生技术等，能够对文化遗产进行毫米级精度的几何与纹理信息采集，构建可永久保存、无损复现并供全球研究者远程访问的精确数字档案。这如同为文化遗产创建了数字基因库，从根本上抵御时间、灾害与战乱等导致的物理性消亡风险。

　　数字化不仅仅是存档的终点，还是激活的起点。一方面，VR、AR等技术能够基于数字模型，重建历史场景的原初语境，极大地降低理解门槛，激发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在研究与创作层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现出巨大潜力。例如AI可以通过学习海量同类数据，对残缺的文物进行科学合理的补全与复原推测。更进一步，艺术家和技术开发者可以以这些数字资产为原材料和灵感源，进行当代性的转译与再创作。

　　第二，科技时代的文化融合已超越被动借鉴阶段，演变为一种主动的、在数字全球公域中进行的创造性合成。它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丰富性与大众化潜力，也正在引发关于文化本源、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在新算法规则下文化价值如何被定义等深刻的新命题。

　　在创作层面，技术实现了从元素借鉴到无界融合的原子化重组。过往的融合常限于风格、主题的整体性参考。如今，有了人工智能等技术采样与音频分离技术，一位柏林的电子音乐人可以轻松提取一段马里鼓乐的节奏基因，将其无缝编织入自己的曲目；虚拟制片与游戏引擎则让电影创作者能在洛杉矶的摄影棚内，实时合成与交互一个充满细节的东京街景或玛雅古迹。这种融合是元素级乃至代码级的，文化被降维为可被精确调用、修改和重组的原始数据模块。创造力不再受制于创作者对其文化背景的深度掌握，而是取决于其利用数字工具进行重组与转译的算法思维能力。

　　在流通与接受层面，平台算法催生了自下而上的文化反哺新机制，重塑着全球文化生产、传播格局。全球性的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等，基于用户行为的推荐算法，也已逐步形成了去中心化的文化平台。这让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性文化实践，能够绕过传统欧美文化中心的筛选与转译，直接获得全球能见度与话语权。

　　在生产关系层面，云端协作工具将全球化从作品流通深化为实时共创。基于云的实时协作软件（如Figma）、代码托管平台（如GitHub）与远程制作流程等，使地理隔离彻底失效。一支分散在首尔、斯德哥尔摩和开普敦的独立团队，可以像在同一间工作室般同步设计一款游戏的角色、编写其叙事分支、调试其程序代码。创意生产进入了真正的地球村协作时代，文化产品的血缘变得前所未有地混杂，其诞生本身就是全球化深度交融的证明。

　　第三，Z世代主导的数字原生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关于身份、社群、表达与价值的认知。这不仅是代际的文化趣味变迁，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实验，预示着当人类生活被深度数字化后文化形态可能演进的根本方向。理解并与之对话，将是把握未来文化发展趋势的关键。

　　首先，Z世代身份建构悄然变化。对于年轻人而言，虚拟偶像（如初音未来、A-SOUL等）不仅是娱乐产品，更是承载共同情感与价值观的数字灵魂；在Roblox、《原神》等平台中精心打造的虚拟化身，是其审美、个性与社会地位的延伸，有时比现实形象更具自我认同价值。与此同时，社交与归属感也发生了迁移，基于特定兴趣（如某个游戏模组创作、某个虚拟偶像粉丝群）组建的线上社群，其互动强度、规则复杂性与情感凝聚力，往往超越地理意义上的邻里或同学关系。身份变得流动、多元且可切换，“我是谁”在一定程度上由“我”在不同数字社群中的角色与资产所定义。

　　其次，Z世代的表达和传播方式也发生变化。文字被高度浓缩和符号化，以Meme（梗图/梗文）为例，一个流行的Meme（如松弛感、内卷）能瞬间成为跨圈层的社会情绪容器与批判工具。AI生成图像、短视频剪辑等不再是专业人士的特权，而是人人可用的日常表达工具。这种追求即时共鸣、二次创作与病毒式传播，促使文化在无数次的转发、改编与戏仿中被集体动态生成。

　　最后，在价值与经济层面，Z世代推崇并实践着产消合一的新消费文化。他们的消费逻辑核心是更愿意为体验、认同与共创付费。这可以体现为他们愿意为游戏皮肤、直播打赏、数字藏品（NFT）等付费，购买的不仅是功能，更是独特体验与社群身份标识。Z世代青年热衷于模组（Mod）创作、同人小说、粉丝视频等二次创作，其本身也成为文化生产的核心贡献者，平台则通过激励计划等将这种创作力转化为流量与商业价值。这预示着一种文化生产与消费边界彻底溶解的未来，用户既是观众也是创作者，既是消费者也是投资者，文化价值在持续的参与、分享和协作网络中循环增值。

变革之下，更需审慎思考

　　科技对文化的重塑，已远远超越工具论的范畴，成为一场触及人类存在方式与意义生成本体的深刻革命。然而，未来无论科技如何塑造和改变文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核心。这意味着算法设计需要嵌入伦理准则，数字开发需尊重文化语境，所有技术创新都应以增强而非削弱人类文化的丰富性、批判性与深度为最终目的。

　　与此同时，针对AIGC版权、平台规则、算法偏见等新问题，固守原有的法律与治理框架已力不从心。因此，建立完善具有适应性、前瞻性的治理体系，推动全球范围内关于数字文化规则的合作对话，以制度创新保障文化生态的健康，已被提上日程。

　　归根结底，科技并未给出文化未来的确定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实验室和放大器。当新的一年开始，如何走向一个文化繁荣、精神充盈的数字文明，还需不断探索。

　　（王宇航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青年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宁波市社科联智慧善治研究与转化基地研究员；屈靓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