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 实习生 韦伊

编辑/黄红华

　　2025年12月15日，西班牙消费者事务部宣布，对国际短租房平台美国爱彼迎公司处以逾6400万欧元罚款，因其发布大量违反西班牙租房市场规范的房源广告。西班牙此举旨在遏制过度旅游给相关地区居民带来的住房成本上涨等问题。此前的2025年夏天，上万当地民众走上巴塞罗那街头，人们高举“游客回家”标语，手持玩具水枪，朝游客喷射水柱，敲响锅碗瓢盆，点燃彩色烟雾弹，抗议游客过量涌入。

　　在意大利，近年来过度旅游给水城威尼斯带来的压力日益增大，当地政府采取向游客收取“入城费”的应对措施，希望在保证本地居民福祉、游客利益和旅游收入之间寻得平衡。

　　在全球众多热门旅游地，人潮与资源、体验与保护之间的拉锯战愈加激烈，“过度旅游”现象成为被广泛讨论的争议性话题。

　　针对此，《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他从地理学与城市规划交叉视角出发，深度剖析过度旅游现象产生的复杂原因，分享他对寻找一条理性与温度并存的可持续旅游产业发展道路的思考。

辨析过度旅游

　　《环球》杂志：你如何理解“过度旅游”？

　　吴必虎：何为“过度旅游”，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旅游业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依次是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再到休闲旅游。观光旅游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希望借助当地自然景观及文化资源吸引外来游客，带动就业和收入，游客旅游是为了去“看一看”；度假旅游兴起后，当地高端设施投入随之加大，游客出门游玩变成“住下来度几天假”；如今世界各地致力于建设“休闲城市”，强调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共享休闲空间，共同提升生活质量，是想“把旅行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正是这一阶段，产生了新的矛盾，过度旅游问题随之凸显。

　　对旅游地居民来说，因游客大量涌入带来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攀升等新情况，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也叫“憎畏感”。从生态角度看，当地环境和基础设施承受不了长期超负荷的消耗，特别是那些本来就很脆弱的自然保护区。站在游客的立场，他们期待一个好环境和舒适的体验，如果旅游目的地过度商业化，旅行也就失去了意义。一些旅游地，像北非的摩洛哥、墨西哥的坎昆、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等，会把游客集中在特定区域，试图减少对本地居民生活的打扰，但这种做法也被批评为“削弱地方原真性”。

　　过度旅游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题。不同的人看问题的立场不同，投资者希望得到回报，当地居民希望生活安稳、不被过度打扰，环保人士希望生态免受破坏，学者担心地方文化不被污染。因此，需要在经济、生活与生态之间找到平衡点，旅游业才能健康发展。

　　《环球》杂志：“过度”的标准是否因城而异、因时而变？

　　吴必虎：是的，过度旅游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基础设施和社区结构，决定了各地应对旅游压力的方式存在差异。有些曾经单纯追求游客数量的地方，如今也开始注重旅游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当地民众对旅游的认知与容忍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此外，过度旅游并不只是因为外来游客与旅游地本地之间的文化碰撞。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游客的文化背景、行为方式和价值诉求与本地社区间存在“文化位差”。这种差异既能激发游客对不同文化的渴望，也可能引发文化冲突。以日本一座由废弃矿坑改造、日销破万杯的咖啡馆为例，设计师保留了矿坑粗砺的原貌，在热闹发达的城区制造出鲜明的文化反差。正是这种离开惯常环境、步入新空间的差异体验，构成了旅游极大的魅力。

　　因此，过度旅游问题因城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仅凭游客数量无法界定是否“过度”，评估更应关注客源结构、体验质量、文化互动等方面，相应地，旅游业发展的重心也应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服务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行业重心从“做大”转向“做精、做久”。

过度旅游的成因及影响

　　《环球》杂志：能否从系统性的视角，解析过度旅游形成的多层动因？

　　吴必虎：除了那些长期存在的传统因素外，近些年的社会变迁与技术革新，也是过度旅游的强劲催化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世界变得更小，廉价航空的普及、地方政府的补贴进一步降低了出行成本。距离不再是阻碍，时间也变得更可支配，人们可以轻易地“说走就走”。

　　人们出行的理由也变了。过去人们更多地是被景点吸引，或是根据导览册和景区评级做决定。而今，一个短视频、一张爆火的照片、一场城市文化事件，就能在短时间内让一座城市突然“火起来”。社交媒体让旅行更像是一场集体跟风、一次由刷屏触发的短暂狂欢。去过和没去过成了一种身份标签，人们拍照、分享，证明自己参与了这一切。

　　实际上，放眼世界，真正涌入大量人流的，仍然只集中在少数“景点”，更多地方在安静地等待游客。

　　《环球》杂志：游客集中大量涌入是否会对目的地的建筑、生态及社会结构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吴必虎：建筑方面，真正会造成难以复原的破坏的情形，多发生在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场所，比如古屋建筑、古镇等，一旦毁损往往再难恢复，因此对这些必须以最谨慎的方式守护。用现代材料（例如混凝土、砖木竹）建成、可复建的设施，更多地是面临体验感下降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市场分层的结果。

　　就环境承载力而言，各地生态韧性差异显著——热带雨林自我修复力强，人的足迹往往很快被自然抹平；高寒、荒漠等生态脆弱地区，一旦受损便难以恢复。最复杂的还体现在文化层面，旅游开发须在保护传统与拥抱现代之间找到平衡。游客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文化风貌，当地居民也有追求现代舒适生活的权利。这方面，将文化“舞台化”或“博物馆化”固然能延续记忆，但也不应打着“保护”的旗号，去限制社区自主发展的空间和权利。

　　在社会层面，游客过量有可能扰乱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现阶段来说，问题的成因，游客过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存在管理不善及设施落后等问题。在欧洲一些大城市，常见难民、移民在景区从事小贩或黑导游的工作。因此，社区与政府之间难免有摩擦。以巴塞罗那为例，热点街区的居民常因拥挤、租金上涨发起抗议，政府则因经济依赖旅游业，劝导民众要“忍耐”并强调公共利益，如果居民反对声过高，政府就可能采取措施限制旅游规模。

　　应对过度旅游，不能只盯着“限流”这一指标。不仅要疏导热点地区的人流和让空间布局更合理，也要理解社区发展的合理需求。在生态敏感区则应实行更严格的保护，同时借助技术与信息手段，引导游客合理分流。最终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控人，而是让游客体验、文化延续与社区发展实现长久的平衡。

何以实现可持续旅游

　　《环球》杂志：我们注意到意大利威尼斯因年接待游客近2亿，近年来尝试征收“入城费”。对此你如何看？

　　吴必虎：威尼斯向游客收取“入城费”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它的出发点不是源于简单的过度旅游，而是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独一无二的危机。

　　威尼斯是由百余个人工填海的岛屿拼接而成。它面临着地面持续下沉、海平面不断上升、潮水一次次倒灌进街巷等现实问题。而维护堤坝、防止盐水侵蚀、加固地基，每一项工程都消耗惊人的成本。政府为找到新的财政支撑而收取“入城费”，这与一些以旅游分红或资源调节为目的的收费完全不同。实际上，并非是蜂拥而至的游客加速了这座城市的下沉，根本原因是地质演变以及全球气候变暖。

　　因此，威尼斯向游客收取“入城费”不应被视为商业化的创收举措，而应理解为它在极端环境压力下采取了一种自我保护手段。放眼全球，如此以整座城市为单位征收“入场费”的案例几乎很难找到第二个。威尼斯是一个孤例，不应被简单类比或推广。

　　《环球》杂志：是否存在更有效的方式，能够在保护核心旅游资源的同时，尽可能满足游客的游览意愿？

　　吴必虎：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尝试用“分流”去化解热门景区的拥挤。但实践证明，这样的举措往往难以撼动“顶级景点”的吸引力，游客的选择带有强烈的主观偏好，即便知道人多、排长队，多数人仍愿意挤进“必须亲眼所见”的风景。事实证明，单靠引导或劝说往往难以真正撼动这种心理。

　　淡旺季的错位本可以成为一种自然调节工具。例如不少景区在冬日别具风情。但多数人依然选择在夏季、在假期去赶那份热闹。即使有关部门推广淡季旅游，也难以逆转假期、气候和个人偏好的影响，这些现实条件决定了景区人流的节奏。

　　因此，智慧管理更应该是灵活的调适。景区接待游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科学评估，创造更多的开放共享空间。另外，也要学会理解拥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拥挤也反映了繁荣。只要不触及不可逆的破坏，就应当在容忍和调节中找到新的契合点，使保护与利用相得益彰。

　　《环球》杂志：在应对过度旅游和管理大量游客方面，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吴必虎：我国杭州与法国，提供了两种不同却均值得借鉴思考的方案。前者依托数字化治理和公共服务，后者依靠制度和规划分流，路径各异，但都在寻找一种平衡。

　　杭州西湖取消门票，用开放换取到城市吸引力和消费回流；提供高速公路免费拖车服务，看似是额外支出，却让交通更顺畅、游客更安心。政府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让这座城市的运行更加便利、有温度与从容。这也解释了杭州在游客如潮的情况下依然很少失序，秘诀就是杭州打造了一套系统而高效的城市运作机制。

　　在法国，平衡更多来自制度上的松弛。完善的城乡设施使南法小镇与阿尔卑斯山下的村庄都能从容接待旅客，流量因此不再集中于巴黎。申根区的自由流动与带薪年假的错峰制度，让游客在空间与时间上自然分散，这种制度化的松弛造就了法国旅游的独特从容。

　　《环球》杂志：是否可以通过推动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分布，来缓解一些地区面临的过度旅游压力？

　　吴必虎：基础设施固然重要，能疏解一时的拥堵，却不是灵药，真正的智慧在于让制度与信息去引导客流。

　　相比投入巨大的“硬件均等化”，更务实的方向是让信息服务变得更聪明。如今，借助技术可以实现更为精细化的管理。以智慧引导为例，导航系统可实时显示景区拥堵状况，主动分流游客，指向体验更好的替代目的地，为不愿忍受排队与拥挤的游客提供另外的选择。政府部门可以依托实时数据，发布预警、实行预约，甚至在必要时临时限流，用一种更为柔性的方式高效地维持秩序，提升游客体验。

　　《环球》杂志：面向未来，该如何系统地应对“过度旅游”这一挑战？

　　吴必虎：我更愿意把未来的旅游业看成是一种社会服务，不仅仅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产业。未来人们的休闲方式和时间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有了时间去哪里，人累了往哪里松一口气，也随之会成为社会治理的新课题，而旅游恰好是人们走出去、换个心情的重要方式。

　　其实真正承压的景区不足总量的一成，多数地区面临的反而是客源不足的问题。因此，真正要解决的不在于“人太多”，而是“去那儿的人太集中”。

　　未来更重要的是让信息更透明、调度更灵活，提前疏导拥堵。发挥好综合力量也非常重要，政府调控，平台分流，媒体提醒，游客自己调整预期。目标不是把人群挡在外面，而是要让系统更有弹性：热门景区不被人潮吞没，冷门也能多一点机会，让旅游产业进入一种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