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环球》杂志记者 褚怡（发自柏林）

编辑/马琼

　　凌晨1点，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的街角，还弥漫着烤肉的香气。一间亮着白色日光灯的小小Döner（旋转烤肉夹饼）店，是整条街上最后几家还没关门的铺子之一。推开玻璃门，一股热气裹着香料味扑面而来，土耳其裔店主正将旋转的肉柱切得“哒哒”作响，将切好的薄肉片塞进面饼，再配上生菜和酱料递给赶夜路的人。

　　Döner诞生于土耳其移民社区，从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风行德国。将牛肉或鸡肉在铁架上炙烤后切片，夹入烤饼，如今已成为德国最常见的快餐之一，店铺往往由德国的土耳其裔经营。

　　如果把德国经济比作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从Döner店到工厂、物流、护理等诸多行业，土耳其移民及其后代早已如细密齿轮，深深嵌入这台机器的肌理之中。他们不仅带来了街头的特色美食，长期以来更成为支撑德国经济社会运转的十分重要的“土耳其引擎”。

“客籍劳工”扎根德国

　　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裔人口约为300万，占全国有移民背景人口总数的12%，是德国最大的单一移民来源群体。若按总人口折算，相当于德国每100位居民中，平均有3至4人可以溯源到土耳其。

　　另据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统计，欧盟内约四分之三的土耳其移民定居在德国。这一局面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半个多世纪前的劳工招募协定。

　　二战后，联邦德国（西德）经历“经济奇迹”，工业迅速复苏，本土劳动力难以满足汽车、钢铁、煤矿等行业的用工需求。政府决定从海外招募工人。1955年，西德率先与意大利签署第一份劳工招募协议，随后在1960年与西班牙、希腊达成协议，并于1961年与土耳其签署了《客籍劳工协定》。

　　对西德而言，此安排是为战后“经济奇迹”时期不断扩大的工业生产寻找额外劳动力；对土耳其来说，在当时国内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派出劳工可以找到工作机会并汇回外汇。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七成以上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工业用工仅占约一成。国家面临社会动荡、人口快速增长与严重的就业不足问题，向外输送劳动力可直接缓解本国就业压力。此外，土政府期待通过劳工汇款获得急需的外汇收入，助推国家现代化进程。

　　土耳其劳工的招募在20世纪60年代末全面加速。1968年至1971年间，在德土耳其工人数量从约15.3万激增至45.3万。1972年，土耳其取代意大利成为德国最大的客籍劳工来源国。同年，土耳其工人向家乡汇款达21亿德国马克，超过当年土耳其18亿马克的贸易逆差。1973年，侨汇再次超过土耳其的对外贸易逆差。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西德宣布停止大规模外劳招募。但许多土耳其工人并没有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在工作几年后“集体回乡”，而是选择留下。他们通过家庭团聚政策将妻儿接来，在工业区周边定居、购房，在城市里开设小店……原本作为“临时劳动力”的群体，逐渐在西德扎下了根。

　　在20世纪70年代以家庭团聚为主的迁移潮之后，土耳其1980年发生军事政变引发以政治避难为主的新一轮移民潮，很多人前往西德寻求庇护。此后数十年间，通过出生、入籍与持续移民，土耳其裔社群在德国不断壮大。

驱动德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半个多世纪里，土耳其裔在德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经历了明显变化。早期，很多土耳其劳工的岗位是流水线工人、清洁工、餐饮帮工，现在则广泛活跃于个体经营、中小企业和专业技术岗位上，有些已在科研与以拜恩泰科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德国劳动力市场、企业以及德土经贸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填补劳动力缺口。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在制造、服务、交通等多个劳动力缺口较大的行业中，有移民背景者占比普遍偏高。例如，在焊接与连接技术领域，移民背景员工占60%，在食品生产和厨师岗位占54%。其中，土耳其裔群体在数量规模和岗位集中度上尤为突出。德国联邦就业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拥有土耳其国籍并缴纳社会保险的雇员约为58万人，占德国所有外籍雇员的10.4%，是德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外国劳动力群体。

　　德国NTV电视台报道称，土耳其裔劳动人口在制造、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和餐饮服务等行业的比例显著高于无移民背景群体。在体力劳动岗位中，土耳其裔的占比高达18.6%，几乎是无移民背景群体的两倍。

　　二是创立众多中小企业。与“劳动力补位”相比，土耳其裔对德国经济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移民创业和中小企业网络。德国工商总会的数据显示，土耳其裔企业家在德国雇用近50万名员工，并创造超500亿欧元的年营业额。土耳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估算，在德国经营的土耳其企业约10万家。

　　从行业分布看，这类企业既包括德国民众最熟悉的餐饮零售行业，也广泛延伸至批发贸易、建筑装修、物流运输与各类生活服务领域。它们既贡献就业与税收，也承担着城市社区的“毛细血管”功能，把供应链末端、社区服务与就业机会连接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裔除了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还通过创立企业，打造了具有乘数效应的“创业引擎”。

　　德国土耳其研究与融合研究中心研究专家尤努斯·乌卢索伊表示，过去德国人大多是在矿山或工厂接触到外籍劳工，在日常服务行业则较少见到他们的身影；而现在，在建造、装修、维修等场景里，有很多由移民经营的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土耳其裔。“不少由土耳其裔移民创办的家族企业，甚至已经传承到第三代。”

　　“我不想永远只是个客人。”58岁的阿卜杜拉·阿尔通说。在德国杜伊斯堡长大的阿尔通，1983年进入德国联邦铁路公司接受职业培训，顺利毕业却因持有土耳其护照被排除在公务员体系之外。“我通过了考试，却拿着不对的护照。”1996年，阿尔通创办了自己的轨道与地下工程公司。他说：“我不是客人，我是这座房子的一部分。有时候，我甚至还会去修补它的地基。”

　　三是充当德土贸易与供应链的“连接器”。德国外交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德土双边贸易额达到550亿欧元的历史新高；德国《经济周刊》近期刊文称，2024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517亿欧元，土耳其稳居德国在非欧盟国家中的重要经贸伙伴之列。德国境内庞大的土耳其裔社群，被视为维系双边商业往来的“关键纽带”。

　　从贸易结构看，土耳其经济已深度嵌入德国的工业供应链。据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近期分析，土耳其对德出口集中在汽车整车、零部件、发动机配件以及各类工业机械与设备等领域。作为重要的汽车制造国，土耳其为宝马、奥迪等德国品牌提供零部件支持，还吸引了奔驰在伊斯坦布尔和阿克萨赖设立工厂。此外，土耳其承担着德国战略资源的关键供给者角色，欧盟约98%的硼资源依赖从土耳其进口，该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国防、航天、冶金、能源和化工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为体现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土耳其商务签证在预约安排中将享有优先权。”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表示。

社会融入难题

　　土耳其裔对德国经济的贡献毋庸置疑，但“经济嵌入”不等于“社会融入”。在职业构成与公共部门参与度上，这种落差尤为明显。据德国NTV电视台报道，土耳其裔就业者中公务员占比仅为1.5%，而在没有移民背景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6.3%。

　　收入结构的差距也较为明显。近20%的土耳其裔就业者月净收入低于1000欧元，而在无移民背景群体中，这一比例为12%。在高收入群体中，每6位无移民背景就业者中有一人月净收入超过3500欧元，而土耳其裔中仅10%达到这一水平。失业率方面，具有土耳其移民背景者约占5%，显著高于无移民背景者的2.2%。这意味着，土耳其裔虽深度参与到德国劳动力市场，但仍更多集中在中低技能、较低薪资的岗位，职业向上发展的流动性不强。

　　导致这种“不完全融入”的原因，除了教育机会与社会资本的代际差异，也与就业环节的隐性门槛相关。德国联邦反歧视机构的报告显示，仅因姓名带有土耳其语特征，求职者获得面试邀请的概率平均会下降约14%，即便资质与其他应聘者完全相同。

　　如此背景下，土耳其裔的入籍德国人数正快速增多。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共有超2.2万名土耳其公民获得德国国籍，比上一年增长约110%，土耳其也成为德国入籍来源国中仅次于叙利亚的第二大来源国。

　　阿拉兹·苏默就是其中之一。约在8年前，他前往德国攻读硕士学位，如今以律师身份就职于柏林一家非政府组织。他说，许多移民申请入籍首先是出于现实考量：若不选择入籍，“连居留许可都可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对另一些人而言，入籍还意味着可以进入公共政治生活。计算机科学家布拉克·凯切利2016年来到德国，他表示，自己在德生活多年、德语流利，“希望在政治上拥有发言权”。

　　苏默表示，他总体上享受在德国的生活，但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融入社会的归属感。“我觉得自己与土耳其的关系比与德国的关系更亲近。我意识到我只是名义上的德国人。即使你按照德国的标准生活并适应了当地环境，也仍然是一个移民。”

　　在日常生活中，苏默也因为自己的土耳其背景遭受过歧视。成为德国公民后，他打算找一处住所，但当他以真名在网上申请时，却等不到信息。直至他改了姓氏，才开始收到回复。“如果你的名字不是德国名字，德国护照对你来说毫无用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