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新德里拍摄的一名男子走过苹果手机广告牌的资料照片

文/毛克疾 叶维杰

编辑/胡艳芬

近年来，印度消费电子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制造国，并一度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手机进口来源地。印度手机产业能够实现快速扩张，苹果公司带动的供应链企业是重要推动力量。但在产业链转移带来产业增长的表象之下，果链企业在印度的发展，正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

为响应苹果公司提升供应链多元化的诉求，莫迪政府依托本土市场空间、产业补贴、关税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纬创、和硕等苹果核心代工厂赴印建设生产线，同时持续带动上游零部件企业、配套服务商和生产管理资源向印度集聚，推动苹果产业链实现本土化落地。

然而，纬创、和硕等果链龙头企业完成在印建厂、招工、质量认证和产能培育后，受多重现实因素影响，先后出让在印度工厂的相关权益，塔塔电子等印度本土巨头由此得以承接成熟的产能、供应链渠道、订单资源、管理体系和产业人力，推动苹果产业链走向印度化。

2026年，塔塔电子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大量涉及苹果、特斯拉的技术资料外泄。这一事件暴露出：印度本土巨头虽“吞下”高端制造产能，但对应的技术、数据管理能力未必能够同步跟上，由此引发严重的商业安全风险，造成巨大损失。

依靠政策激励，印度可以快速吸引外资制造项目落地，并借助外资对当地优惠政策、营商环境、物料供给的高度依赖，推动本土企业介入制造产能，但这种急切推动产业本土化、本土资本主导产业的发展路径，本身蕴藏不小风险。

近期，消费电子、绿色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的外资企业在印度遇到各类经营难题，说明果链遇到的问题并非孤例，也折射出当地产业发展环境对外资而言存在多重风险和挑战。

果链加速落地印度之后

苹果调整全球生产布局，是果链企业大规模赴印投资的直观诱因。富士康、纬创、和硕等代工企业高度依赖苹果订单，为守住核心供应商地位，往往需要跟随客户的全球布局调整生产基地，在极短周期内搭建印度的产品交付能力，这也为印度快速扩充手机组装产能、搭建本土化苹果供应体系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印度推出产业补贴政策，降低企业赴印投资建厂的初始成本。2020年，印度出台一项制造业激励政策——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将消费电子组装纳入支持范围：满足投资和销售增量条件的企业，5年内可依据增量销售额获得4%至6%的奖励，富士康、纬创、和硕、三星电子等均进入首批补贴支持名单。

苹果代工业务本身利润率有限，且经营效益高度受制于基建配套、物流供给、用工环境等因素。印官方补贴在项目初期确实能够改善企业收益预期，一定程度上对冲当地投资的短板和风险。苹果公司的订单保障叠加印度的财政激励，共同促使果链企业开启在印度的建厂扩产。

在印度孟买，塔塔钢铁集团执行董事兼财务总监查特吉参加新闻发布会

诱拉上游果链企业抱团“入坑”

在吸引整机组装落地后，印度通过关税调整与产业扶持政策，持续诱拉零部件、生产设备、配套服务商及管理能力向内转移。

2017年，印度实施分阶段制造计划（PMP），通过动态调整整机和零部件关税，抬升成品与零部件直接进口成本，引导企业逐步提高本地生产比重。2025年出台电子元件制造计划（ECMS），支持范围拓展至显示模组、摄像头模组、印制电路板、被动元器件及相关生产设备，政策重心从终端组装向上游零部件制造延伸。

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若果链企业未按政策要求持续提高本地采购和生产比例，不仅可能失去补贴资格及关税优惠，还可能在物料通关、劳资纠纷处理和市场竞争等环节遭遇多种形式的经营阻碍甚至胁迫。为维持政策待遇和正常经营，果链企业不得不通过购置专用设备、培训本土员工、引入本地供应商、搭建质量管理体系等，形成厂房设备、产业人员、供应合作关系等难以被轻易转移的本地资产。印度则借此依托外资力量，快速补齐本国在关键零部件、生产设备、熟练工人和供应商体系等方面的产业短板。

但印度制造业产能扩张速度，显著快于基础设施与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速度，也逐步压缩外资独立经营的空间，削弱企业和地方政府博弈的底气。果链企业除常规生产开支外，还要投入精力处理员工住宿、劳务外包、交通物流、消防环保及与地方协调等综合管理问题。

实际案例时有发生：2021年12月，富士康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工厂因员工食物安全问题引发抗议造成停产，苹果随后将该厂列入观察名单，要求整改食宿条件；2024年9月，塔塔电子霍苏尔工厂发生火灾，生产被迫中断。类似事件不断推高停工整改和设施维护成本，还可能带来客户审查、交付延误和订单变动等连锁后果。

另外，PL1等补贴持续时间有限，无法长期覆盖印度较高的综合经营成本。果链代工企业同时还承受品牌方压价、订单波动、零部件进口成本上升和汇率波动等多重压力。补贴红利消退后，前期被掩盖的各类经营成本集中爆发。对相关企业而言，若继续经营，需持续投入资金用于维护设备、人员和供应链；若选择退出，则会面临专用设备大幅贬值、熟练工人流失和客户订单流失等风险、损失。

正是在这种收益下降、退出成本高企的双重困境之下，和硕、纬创最终决定收缩印度业务，出让工厂控制权。

本土巨头趁机接手，产业链完成“印度化”转向

在外资果链企业经营承压之际，塔塔电子等印度本土企业接手已经磨合成熟的制造资产，直接获得已建好的厂房、培训好的产业工人、通过品牌方认证的苹果代工能力。

2023年10月，纬创决定出售其印度子公司全部股权，2024年1月获得印度竞争委员会（CCI）批准。塔塔电子完成收购，自此完整接手纬创建成的厂房、设备、生产团队和管理体系，省去了土地征收、厂房建设、人员培训和产能爬坡等沉重的前期投入。

2025年1月，CCI又批准塔塔电子收购和硕印度子公司多数股权，交易完成后，塔塔持股60%并取得经营控制权，和硕保留40%少数股权。两笔交易模式略有差异，但核心逻辑基本一致：外资企业全面承担建厂、招工、人员培训、供应链导入、质量认证和产能爬坡等前期重投入，待到工厂运营成熟后，本土资本取得控制权，直接承接硬件、人力与订单资源，大幅缩短进入苹果供应链的周期，完成果链从“本土化”到“印度化”的转变。

2020年10月30日拍摄的深圳富士康龙华科技园数控机床精密加工智造熄灯工厂内景

在印投资面临五大系统性风险

纬创、和硕等企业的遭遇表明，外资在印度遇到的问题，不只是普通的市场成本风险，还包含植根于当地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系统性风险，覆盖合规、经营控制权、数据安全、生产保障等多个维度。这些风险轻则影响企业收益测算、订单履行，重则危害核心技术安全、威胁资产控制权，并可能随着项目扩建、经营承压、利润汇回而集中暴露。总体来看，项目资产规模越大、客户标准越高、越依赖本地政府审批与公共服务，出现风险之后调整、止损的空间就越小。

一是印度高标准立法、选择性司法、追溯式处罚、拖延式理赔，使企业面临的合规成本难以估测。例如，印监管部门对税则归类、进口方式、资金使用和关联交易保留较大解释空间，企业即使长期按照既有规则经营，也可能在多年后遭遇事后重新定性、追溯核查。除补税和罚款外，还会干扰资金调度、物料进口、后续投资规划，项目全周期成本很难精准测算。

举例来说，印度海关曾向大众汽车印度公司发出约14亿美元追税通知，监管方认为企业拆分整车零部件进口，以规避高税率。大众随后发起法律抗辩，并表示追缴要求可能威胁在印业务存续。但即便企业最终取得有利自身的司法结果，漫长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资金占用、订单损失、管理成本，往往也难以挽回。

二是印政府多层级治理结构，削弱政策执行的稳定性。外资项目需对接印度中央、邦、地方多重行政主体：中央负责外资准入、海关、产业政策；邦政府掌握土地、电力、税费、劳工和环保事务；地方机构负责建设许可、消防和日常监管。企业即使获得中央层面的支持，仍需逐项完成地方审批，任一环节标准变动或流程延迟，都会影响投产进度、补贴兑现和项目成本。各级行政部门对产业资质、税务、环保等事项裁量空间较大，过往获得认可的经营安排，也可能因政策调整或监管重点变化需重新接受审查。对制造企业而言，冗长的审查和争议处理过程本身，就会侵蚀项目收益，削弱经营能力。

三是产业规模快速扩张，但配套管理能力建设滞后。制造产能快速增长的同时，印度本土的数据安全、技术防护、人员权限管理能力并未同步提高。例如，果链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长期保存产品图纸、工艺参数、设备配置、质量记录、客户要求和供应商资料等大量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分散在生产系统、员工账户、存储设备和外部接口中，而任何环节的漏洞都可能从单一工厂外溢至品牌方、上下游供应商，引发重大连锁损失。

2026年6月，塔塔电子确认部分信息系统遭遇网络攻击，导致超过630GB、20.43万份文件外泄，其中包含苹果供应商规范、特斯拉制造相关资料。这说明印本土企业接管工厂之后，未必能够满足国际客户对商业秘密、信息权限管控的严苛要求。核心技术资料一旦外泄，无法靠关停产线、修复系统消除负面影响，还会触发客户调查、索赔、订单调整和技术合作收紧。外方股东退出或转为少数股东后，对生产系统和人员操作的直接管控就会被削弱，但历史留存的技术资料风险不会随股权交割而被完全切割。

四是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短板，持续制约成本优化。印度电子制造业关键零部件、专用设备和原材料仍高度依赖进口。港口通关、物流运输、电力供应等地方公共服务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将直接冲击生产和交付。企业为应对供货不稳，不得不抬高库存水平、延长备货周期、占用更多流动资金，但如此一来，进口成本、关税和汇率变化都会直接挤压项目利润。

同时，土地交付、电力接入、员工配套、消防、环保等分属不同地方部门，但部门协调能力和实际执行水平参差不齐。中央财政补贴，不意味着地方硬件配套能同步落地。企业可以自建宿舍、配置备用电源、增加库存，但很难独立解决港口拥堵、运力不足、供电不稳、本地供应商能力不足等结构性难题。大型制造项目对物流时效和连续生产要求较高，停电、火灾、劳资纠纷、交通中断和通关迟延都可能造成产线停摆，带来订单风险。

五是市场宣传与实际营商环境存在落差。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是重要招商卖点，但居民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和区域发展差距决定了真实有效的市场容量仍然有限。终端消费的价格敏感度高，想要拉动销量往往需要压低售价；渠道建设、仓储物流、售后服务、地方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规模增长不一定转化为利润。印度各邦市场条件差异显著，企业面对的并非统一、高效的国内大市场，拓展区域业务意味着必须持续增加运营投入。苹果代工等大型项目主要依靠全球订单来支撑产能，不能代表普通制造企业的盈利前景，少数头部项目的繁荣，容易掩盖印度市场整体购买力不足和运营成本偏高的现实。

在印度阿姆利则郊区，人们经过冒烟的工厂

风险根源

不难看出，印度近年来吸引制造业外资的做法体现出一种“局中局”逻辑：前期以市场规模、客户订单、财政补贴和关税优惠吸引企业投资建厂，以此获得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资源，但等到工厂投产、工人掌握工艺、供应商到位后，再以本地化要求、行政审查和有限退出渠道不断抬高企业经营成本和沉没成本，为印度本土巨头接手成熟产能创造条件。

印度凭借此法推动制造业“印度化”，直接侵害外资企业长期利益。纬创、和硕工厂先后由塔塔接手，充分说明印度产业政策重心已从“引进外资建产能”转向“本土资本掌控产能”。外资在建设阶段不可或缺，产能成熟之后就可能被迅速边缘化。外界评论此举有“卸磨杀驴”之嫌。

重资产制造业在印度尤其容易陷入被动：生产设备专用性强、潜在买方有限，退出时还需要监管审批。符合资质的收购方既要具备资金实力、行业经验，还要获得政府认可和品牌方客户背书。企业经营遇困想要退出时，可选交易对象有限，议价能力偏弱。

通用汽车印度工厂的处置过程可以作为参照：2020年美资通用汽车公司拟将位于印度塔莱冈工业区的工厂出售给中资长城汽车，但交易因长期未获印监管当局批准，于2022年宣告终止交易。直至2024年，该工厂由韩资现代汽车接手。审批迟延改变了买方和交易时点，在此期间通用汽车却仍需持续承担厂区维护、人员安置、资产折旧和资金占用成本。

苹果代工厂的转让门槛更高，塔塔成为为数不多同时满足政策、资本、客户条件的收购方，而卖方却很难掌握交易节奏、提出谈判条件，极易沦为“局中猎物”。前期投入越大，企业的沉没成本就越高，及时止损就越困难。

果链企业在印度的进退失据，绝非单一企业的经营失误，而是印度“以补贴吸引投资、借产能培育本土企业、推动产业主导权向内转移”整套政策带来的结果。从“本土化”到“印度化”，外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建设阶段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到产能成熟后被替代。塔塔电子数据泄露事件也提示：即便本土巨头完成了制造产能接管，其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的短板，仍会给整个全球供应链埋下隐患。

对仍在观望或已落地印度的外资企业而言，这一变局带来明确启示：投资评估不能只看短期补贴红利和市场规模预期，必须把政策转向风险、股权稀释可能性、数据信息安全、资产处置难度等纳入项目全周期测算。随着“印度制造”向绿色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更多领域拓展，消费电子行业发生的状况，存在向其他赛道复制的可能性。

（毛克疾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叶维杰系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