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文峤 

编辑/黄红华

日本防卫省近期正式公示了2026年度“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评审结果。该制度旨在资助可应用于军事技术的基础研究。据报道，本年度共收到560份申请，创下自2015年度该制度设立以来的最高纪录，较上一年度的340份大幅增加。其中，来自大学及相关教育机构的申请达291份，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11所大学首次入选。

2026年4月21日上午，日本大分县陆上自卫队“日出生台演习 场”在训练过程中发生弹药爆炸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重伤。图为日本大分县拍摄的陆上自卫队“日出生台演习场”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学界基于曾为战争服务的历史教训，战后长期强调科研和平利用，对军事研究一直保持警惕，但这一常规做法近年来逐渐被打破。早在2015年，日本防卫省便以资助基础研究、成果可公开等制度安排，为大学参与防卫科研打开入口，当年便有大学等机构的四项课题入选。如今，经过十余年发展，日本军学联系正由少数项目向更大范围的科研协作推进，其背后的战略指向值得警惕。

推动科研体系向防卫需求靠拢

在此次评选中，课题总数由上年度的49项减少至47项，大学等机构入选课题却从20项增至30项，占比接近三分之二。这表明防卫部门吸纳学术资源的力度正在加大。

事实上，这股参与热潮，与日本防卫省持续调整资助方式、拓宽征集范围同步发生。2025年度，该制度在委托研究之外新增补助方式，扩大多年合同适用范围；2026年度又将医疗、医工学纳入征集范围。更灵活的资助安排、更广泛的学科覆盖，为研究团队提供了新的经费渠道，也使防卫部门能够触及更多原本以民用研究为主的领域。大学获得研究机会，防卫体系扩大技术来源，双方的联系由此嵌入日常科研运行。

日本还将这种组织运行机制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在第七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中提出要构建大学、国立研究机构、企业和初创企业共同参与的安全保障生态体系，推动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并加强研究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防卫省向大学发出项目邀请，借此与跨部门政策、研究组织和产业网络相互衔接，形成超出单项资助的制度布局网络。

在这样的布局中，防卫需求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合作关系逐步实现。尽管日本官方强调不干预具体的研究内容、不限制成果发表，但经费投向、项目机会与后续承接，同样能够塑造知识生产的优先次序。当前端资助、中间协作与后端开发相互衔接，大学的研究优势便更容易转化为防卫体系可利用的创新资源。

为再军事化积蓄战略后劲

当大学与防卫部门的联系向基础研究延伸时，军事能力建设的起点也将随之前移。装备研发所需的材料、器件和科学原理，往往经历多年探索才具备应用条件。日本防卫部门提前进入这一阶段，既能追踪有潜力的技术路线，也能借助大学研究能力开展长期探索，为未来装备开发储备更多选择。

为使这些早期成果进入后续装备开发，日本政府自2020年度起便实施“先端技术桥接研究”。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这一机制旨在发掘、培育包括上述资助制度成果在内的先进技术，并将其与装备开发建立连接。基础探索与装备研制因而被纳入一条可以接续推进的链条，军学合作的战略意义也从获取研究成果延伸至培育未来能力。

例如，在本年度入选课题中，名古屋大学研究毫米波段高功率晶体管，大阪大学研究先进三维打印材料和航空涡轮叶片模型等，这些兼具军民两用价值的技术，处于多种应用的上游。通过持续资助和后续桥接，日本防卫部门完全可以在技术尚未成熟时予以培育，再根据发展情况识别可用于装备的成果。

除了技术积累，该制度还有助于持续培育科研团队、实验条件和专业人才。单项课题的研发、应用可能存在阶段性，但围绕课题积累的知识、方法与协作经验却能够带入下一轮研究，逐步形成具有持续开发新能力的组织基础。从国家安全能力生成的角度来看，这是在为未来军事力量配置储备可长期调用的知识与人才资源。有分析认为，日本军学联系的深化，正在为其“再军事化”进程补充更长周期的技术后劲。

或将侵蚀战后和平体制根基

日本战后和平体制得以维系，既依靠宪法与政策对武力运用的限制，也依靠社会各领域基于战争教训形成的自我约束。大学与军事研究保持距离，正是这种约束在知识领域的体现。这些教育机构深知，军事需求能够进入哪些社会领域、又应受到何种限制，关系到和平国家的基本制度取向。

日本政治学者杉田敦在研究军学关系时指出，对战争合作的反省构成战后日本科学界的原点；学术应通过自主发展回应社会，而不能直接服从于一时的政策要求。大学自主由此具有超出研究者个人自由的公共意义，保留了学术共同体独立判断国家政策、拒绝特定研究目的的制度空间。

日本当前的政策安排，则正在推动这道边界向防卫需求一侧移动。2026年3月日本公布的《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第7期）》要求，有关部门应通过对话、增进理解，使研究者能够“毫不犹豫地参与”防卫省开展的基础研究等项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在此次评选结果公布时，以军民领域已经难以明确区分为由，欢迎学界更多地参与防卫合作。

这种变化，将重新调整和平约束与军事需求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技术用途难以划分，本应促使研究机构审慎判断，如今却成为扩大防卫合作的依据；对军事研究保持距离的历史选择，则容易被当作不必要的顾虑。由此，军学合作一旦被塑造成科研活动的正常选项，争论也就从“军事目标应否进入大学”，转向“怎样更顺畅地参与防卫创新”。日本战后形成的和平规范，便在这种判断标准的转换中受到侵蚀。

与观念变化相伴的，是大学社会角色的调整。大学进入防卫合作网络后，既是军事政策的独立评价者，也成为相关项目的参与者和资源接受者，机构自身利益与政策判断之间因而产生新的张力。名古屋大学职员工会10月13日的声明就警告，合作与资金关系加深，可能使研究者更难改变研究方向和拒绝进行合作。

随着约束军事扩张的社会规范被冲淡，原本与军事保持距离的大学等机构被持续吸纳，日本军事能力建设获得更广泛技术资源。日本政府从解禁集体自卫权、谋求“反击能力”，到推动大学参与防卫创新，其加快推动“军学一体化”的战略含义，也从科研合作上升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对于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中方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借“国家正常化”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滋长成势。军学联系的制度化，揭示了这一风险更具隐蔽性的社会动员路径：以科研资助建立合作，以防卫需求引导知识生产，使军事能力建设在常态化参与中获得更深的社会依托。其危险在于，军事扩张可以在日常政策运作中不断积累资源、获得认可，逐步侵蚀日本和平发展的制度根基。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