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22冬奥文化韩国行”主题线上活动 （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官网截图）
2021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启动之年，明年又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正所谓“三十而立”，建交三十年正好是给我们一个反思中韩关系将来如何更好地向前发展的良好契机。尽管遭遇了萨德事件这样的曲折，但两国依旧邻里情深，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两国相互援助，更加深化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今年的文化交流年为契机，今后中韩两国人文交流有望迎来一个比较好的转机。
在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是信任。这种信任一方面有政府之间的信任，另外还有民意之间的信任。“萨德”事件一出来，两国之间的民意信任马上跌到了谷底，很多年积累的友好指数也瞬间下降。萨德事件反映了双方之间互信欠缺、了解不深、民意不牢的现实。
此外，文化交流不对等的问题也较为明显。前些年，铺天盖地的韩流文化产品输入到我国，而我们的电视和娱乐节目对外输出韩国的却很少。记得2002-2008年我在韩国读硕博时，除华人华侨运营的中华电视台会播放清一色的金庸武侠剧外，电视上几乎很少出现中国的电视节目，反映中国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很少输出到韩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韩流的兴起及其在整个世界的大放异彩。韩流文化在全球的大幅度成功，让韩国人在文化方面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也增强了文化输出意识。所以整体来看，韩国对进口中国文化商品的欲望并不十分强烈，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虽然历史上我们有辉煌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且深深影响了韩国社会，但就现代流行文化来看，我们跟韩国还是有很大距离，需要积极借鉴韩国的有益经验，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添砖加瓦。
今年伊始，中韩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启动中韩文化交流年，明年两国也即将迎来建交30周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局势的交织之下，两国间的官方交流机构可以进一步为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大学、智库等民间机构可以在人文交流上发挥更大作用。如我们熟知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每年都资助复旦大学举办上海论坛、资助北京大学举办北京论坛。即使受到疫情的影响，去年的上海论坛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反响强烈。通过智库举办论坛的方式，增强了不同国家间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对对方的了解。论坛通过对全球发展的各种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参会学者围绕特定议题各抒己见，碰撞思维火花，互相知晓并理解对方观点，有利于国家间关系的更好发展。
在当今国际社会，人文交流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一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第三大支柱。人文交流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官方可以引导，但最重要的是民间主体力量的参与。当前形势下，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沉渣泛起，不和谐的声音也很多。为了给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好的舆论环境，我们应该让民间主体在对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量民间力量的参与符合中外人文交流的宗旨，且人文交流是一个潜移默化、细水长流的过程，它的作用在于“润物细无声”。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要让更多的外国民众真正喜欢中国，直接参与到中国故事的讲述中来。倘若拍一个中国的形象宣传片，一个外国人以自己的视角或民间个人的层面拍摄的效果往往比官方拍摄的宣传效果更好，更有说服力，受众也会更多。类似这样的民间交流比较随意自然，符合普通大众对本质的、纯真的追求以及对真善美的热爱。民间大量参与，让文化潜移默化地打动人心，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近年来，中韩网友也曾为端午节、屈原和粽子等问题有过争吵。而关于中韩网民之间的文化纷争问题，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很多纷争其实是两国网友之间的相互不了解造成的。比如，韩国申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端午祭，不是端午节。韩国的端午只是引用了中国五月初五的农历用法，其申遗内容主要是，在韩国江原道这一地方，人们用舞蹈和民乐来祭祀、祈求丰年的一种农事祭祀活动。而我们中国的端午节习俗中出现的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等在韩国并不存在。
历史上韩国受过中华文明的影响，而现代韩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有了巨大的成果，这就导致韩国非常注重主体性，强调主体发展意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上。2019年7月“韩国新儒学书院”申遗成功，充分表明韩国对于文化二次创新方面具备很强的优势，也给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很大挑战。比起网民之间的相互骂战，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做好自身文化的保护和创新工作。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当下紧迫的时代课题。
此外，有观点认为：“在两国文化归属的争议中，除韩国网友的不当之处外，我国自身在传统文化宣传方面也存在一定缺失。”在当今世界，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这一问题。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除了来源的问题，还有传播和发展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创新和宣传方面都有做的还不够的地方，这也是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因。从古代农耕社会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在今天既有其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时宜的部分。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为现代化服务。特别是在当前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要利用新的技术使传统文化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点上敦煌的数字观影和故宫文创产品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提到宣传，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关是语言，对不同的民众来讲，用对象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效果会更好；再者是对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当地文化的禁忌要有深刻了解。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自己深谙中华文化的真谛，另一方面也要了解对象国的文化需求和禁忌。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够让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具体到韩国，我们在与韩国进行文化交流时，不应总是老生常谈我国的经济、科技等如何发展，更要让他们了解全面、真实、立体、丰富的多彩中国，比如我国的脱贫攻坚故事、现代化过程中涌现出的劳模英雄故事、中国人民举国合力抗疫故事等。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有好的选题，讲最真实的、最打动人心的故事，以真情感人，才能“感而遂通”。
（复旦发展研究院学术助理白珍就相关问题对邢丽菊教授进行了专访，整理编辑成此文。）
